基辛格的“美国世纪”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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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的一场对谈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公共事务和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曾向年过八旬的基辛格提出一个问题：“你不能违背的道德原则是什么？”基辛格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那场活动的主题是杰里米·苏里刚出版的新书《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Henry Kissinge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同一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主持的另一场对谈中，基辛格说苏里的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我的书里面写得最好的一本”。

研究基辛格经历的书籍中，杰里米·苏里的视角确实比较独特。他将基辛格放在“美国世纪”的语境下，用300多页的轻巧体量分析了这位明星政治家一生中的几个关键课题：他作为犹太人在魏玛时期德国的经历，他在哈佛的知识分子生活，他如何进入政坛并掌握权力，并最终在全球事务中产生影响。苏里主张跳出个人史视角，把基辛格作为窗口，观察“美国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从这个角度看，基辛格是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世纪”的产物，也是推动这一愿景最终达成的重要推手。

“美国世纪”这个术语是由《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1年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断扩大的局势下，卢斯呼吁美国人放弃孤立主义，充当全世界的“好撒马利亚人”，传播民主价值观，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向全世界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以此为起点，美国在战后世界迅速崛起，开始扮演所谓“拯救者”和“避难所”的角色。一般认为这个过程从“二战”开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的“9·11”事件结束。

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时间点，正好是基辛格一家移民美国站稳脚跟的第三年。透过“美国世纪”的语境理解基辛格，会看到他身上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憧憬和矛盾。对逃离纳粹阴影的基辛格一家来说，美国是抵御暴政的避难所，接纳了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战争受害者，赋予他们在新国家进入学术界和政界的机会，从这重意义上说，基辛格是“美国世纪”的孩子。反过来看，基辛格又代表着构建“美国世纪”的新力量，他们并非来自美国社会中传统的权贵阶层，而是带着“旧世界”思想印记的外来者，将自己对世界秩序的理解注入美国的决策。

如基辛格所说，“美国世纪”又是一个“疲惫的时代”，国家实力与它的野望并不总是相称，领导者常常面临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压力。因此基辛格对“领导力”的理解是“弥合经验和愿景之间差距的艺术”（art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experience and vision）。他的成就来自于对这门艺术的纯熟掌握，他的失误也要归咎于这门艺术的高深莫测。

三联生活周刊：你主张把基辛格放在“美国世纪”的语境下分析，欧博官网而“美国世纪”最主要的特征是全球化。能不能谈谈什么是“美国世纪”？“美国世纪”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对于我们理解基辛格为什么至关重要？

杰里米·苏里：美国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美国从一个世界上的小国、中等强国变成了经济和军事上的超级强国，回想美国在20世纪初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突然的崛起过程。其次，美国突然变得极其国际化、极其多元。这个国家的移民规模在20世纪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再次，美国的民主运作发生了变化，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角色，基辛格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强化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地位，这意味着官僚机构和权力管理部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那也是“美国世纪”的一部分。

基辛格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全球思维的美国人。他不仅仅关注欧洲和亚洲，还花了很多时间在各地旅行，访问大大小小的国家。是“美国世纪”造就了他，这样的环球旅行哪怕早10年到15年都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基辛格来自“旧世界”欧洲大陆，最终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基辛格的思想有着明显的19世纪德国文化印记，他看重那些和德国一样拥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中国、伊朗和埃及，而他把这种偏好带进了美国的外交策略中。这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人的移动，也意味着思想的融合。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非本土出身的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者。最后，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从古至今，犹太人一直穿梭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拥有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工作的悠久传统，联结着不同的社会。这也是基辛格所做的，他总是试图找到使不同社会合作的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的早年经历颇受传记作者关注，从魏玛时期德国的犹太人到成为美国移民，那段经历对基辛格的性格和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

杰里米·苏里：在亨利·基辛格的少年时代，他亲眼目睹纳粹和法西斯势力崛起，目睹了无数暴力事件，其中包括他的家人险些丧命。这些经历永远留在了他心中。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暴力的威胁以及仇恨的存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是他来到美国的原因，并且塑造了他对美国的看法。对他来说，美国是拯救者。因此尽管他并非在美国出生，但他对美国抱有一种感激之情。他感到自己与美国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并且相信美国必须强大起来，欧博去保护和他一样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但他并不愿意公开谈论那段经历，你认为从他的政治哲学中能看出那段经历的影响吗？

杰里米·苏里：是的，每当我和他谈到他的犹太人经历时，他总是非常紧张，这对于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来说相当正常，尤其是对于第一批幸存者来说，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创伤。尽管美国是他和许多其他人的庇护所，但在美国也存在反犹主义思想。他不希望仅仅被看作一个犹太人，他想被看作是一个“碰巧是犹太人”的美国人。他想被视为一个美国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犹太政治家，因为那会让他和像他这样的人产生不安全感。

我认为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政治哲学来说至关重要。首先，他的世界观是以秩序为中心的。他亲身经历过那种混乱，这个世界总是存在混乱，你需要创造秩序。因此，和许多美国人不同，对基辛格来说美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推动民主，而是先建立秩序。其次，他相信建立秩序的方法是让大国和他们的领导人合作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调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你必须让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们联合起来，达成某种他称之为“共识”的协议，而不是通过抽象的原则达成合作，抽象原则是放在建立秩序之后的。最后，他相信谈判和妥协。他认为没人能百分之百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必须做出权衡。他总是批评那些追求乌托邦的“传教士”，认为妥协手段是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哪些？贯穿他所有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有三个。首先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他不仅仅建立了领导层之间的关系，还让这种联系延伸到商界领袖、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这两个社会之间真实的联系，我认为这为我们今天与中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是1973年，他在中东通过穿梭外交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尽管过程中仍发生了一些暴力行动，但至少提供了部分的和平，如果埃及和以色列当时继续交战，情况会更糟糕。再次是推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在此之前，美国和苏联都在不断地扩建核军备库，这些谈判首次为此设定了限制。他是第一个对苏联这样做的人，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型，这套美苏之间的谈判模式也可以适用于今天的核武器限制协议谈判。

我认为贯穿基辛格外交战略的核心思想是，欧博娱乐美国的力量对于维护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美国必须利用其力量在世界上维持秩序。

三联生活周刊：在谈到基辛格的外交成就时，我们的出发点总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利益。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立场，但从其他国家的反应来看，并不一定总是正确。你认为基辛格的局限性在哪里？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局限性就在这里，他对于其他的国家的价值观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地尊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尽管想要使用美国的力量，但会尽量以一种与对方价值观相容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他没有充分尊重或理解他们的价值观，比如越南。还有一些地方，他是在用破坏性的方式使用美国的力量，也因此碰壁。你可以看看世界地图，在基辛格不大了解的地方，他就做得不大成功，比如智利、东帝汶、柬埔寨、越南、安哥拉，因为他并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在这方面批评者可能是正确的，他看待世界时有一套特定的价值观。他看重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也尊重伊朗，因为这些国家在他眼中有着悠久文化、拥有出色成就，有着严肃思想和深厚学术传统。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他就不那么在意了。这正是19世纪晚期德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认为世界上有几个历史久远的文明中心。它们将永远存在，所以你应该尊重并与它们合作，这也是为何他能成为中国人的“老朋友”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同时代人里面，基辛格的影响力如此巨大，而且旷日持久？

杰里米·苏里：首先他非常善于搭建人际关系网络（networking）。我告诉我的学生，他是社交网络出现之前最优秀的社交能手。他在重要人士之间穿梭，去见一些重要的人，然后告诉其他重要的人那个人说了些什么，引发对话。他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他总能巧妙地利用他的关系网，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去世前还去了中国，回国后立刻去了白宫。而他能去白宫，正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想听听中国领导人对基辛格说了什么。

其次，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著作等身，他会把他做的事情写下来，这使得他很受记者欢迎。人们需要一个好的交流对象，一个能给出解释的人。他非常擅长引起媒体的注意，写作能力也非常出色，这使得他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次注意到基辛格是在10岁左右。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白宫，但我仍记得他总是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分享观点，从那时候起我就感觉到他是个非传统的美国政治家。作为一个孩子，我对他的熟悉程度甚至比美国总统还多。

再次，他具备真正的才华。既有智力上的才华，也有丰富的经验。他能够审视复杂的问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良好的建议，无论他的建议是否正确。对于像我这样的大多数学者来说，我们可以解释问题，但我们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办。他非常擅长审视问题并提供选项，而商业领导人和决策者需要的就是选项。他们不仅仅想了解事态，而是需要人告诉他现在该怎么做。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基辛格有过多次接触，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杰里米·苏里：我和基辛格见过十二三次面。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思熟虑，即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了，他的大脑依然强健。他可以表现得非常迷人，让你非常喜欢他。但他也非常敏感，不喜欢批评，可以说有点自恋。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拥有太多权力，得到了太多关注，他总是希望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但他有一种希望别人喜欢他的渴望，这和他的移民背景有关。要知道他的权力并不是因为天生富有或是出身高贵，而是他有一种让上位者喜欢的能力。

他和我多次交流的原因是他非常关心我会在书里怎么写他，以及人们会怎么看他。2008年《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出版以后，我们曾在国务院和时任国务卿赖斯一起做过一次活动。当时他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他最好的书，但其中还是指出了一些“错误”。他说我不应该在书里大谈他的犹太背景，也认为我不应该说他在越南的行动是失败的。他认为他为尼克松政府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和平协议，是后来的人搞砸了。当然这只是他的看法，我觉得我没有错，我只是和他想法不同。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可能是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但我们也看到他在美国饱受批评，甚至被激进者贴上“战犯”标签。他受到的评价为何如此两极分化？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备受争议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对秩序的强调。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以人权和民主为基础，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谈论事情的方式。而他认为比起民主，秩序更为重要。因此，许多人对他的做法感到不满。

第二，有时人们称他为捍卫秩序的罪犯（criminal in defense of order），因为他愿意为维持秩序使用大量武力，认为有时必须使用一些武力来防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对柬埔寨的地毯式轰炸和智利政变，这两件事背后都有他的参与。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做法。他也的确犯了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智利政变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但新政权实际上更加糟糕，更加残酷和专制。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即使这样杰出的人物，在拥有太多权力时也可能犯错。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受到的评价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我记得他刚刚进入白宫就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副标题是“通往朋友和敌人的新方式”（New Approaches to Friends and Foes），看上去是饱含期待的。但70年代以后，针对基辛格和他代表的美国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多。结合美国社会生活和美国人价值观的转变，我们如何理解人们对基辛格看法的变化？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70年代以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新一代美国人长大了，他们比基辛格年轻，却没有像他那样经历过“二战”或冷战初期。因此他们不理解他看到的危险。

我们必须记住，基辛格是生活在冷战巅峰时期的人，那是一个充满核武器和战争的危险世界。对于在越南战争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如我所属的“70后”和“80后”，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因此不理解为什么基辛格仍然在使用那些老方法。这是一种代际转变。第二个原因是，基辛格在他离开权力中心很久之后仍然保持着影响力。年轻一代经常感到不满，为什么他仍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是他去会见中国领导人，而不是其他人？这里面存在一种影响力的竞争。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问过基辛格，他不能违反的核心道德准则是什么，当时他没有给出答案。你觉得他的答案可能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当时不想明说的是，他的道德原则跟民主关系不大，而更多关于功利主义（utilization）。他关心的是我们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的最大效果是什么，但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宏大的原则（a grand principle）。我认为他更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和坏事，你应该注意坏事的发生，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好处。他追求的“功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为“尽可能多的人追求最大的幸福”，但必然有些人要承受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基辛格常被定义为现实主义者，但有些学者，比如他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却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你认为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

杰里米·苏里：我和弗格森教授是很好的朋友，也跟他讨论过多次，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基辛格不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他把这个词放在书名里只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当然基辛格也关心哲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暗示了一种想法，就是存在一种永久的完美的和平，基辛格非常爱引用的哲学家康德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最终，基辛格对秩序的关心超越了他对完美和平的追求。

基辛格只有一个地方跟现实主义者不同，即他相信美国的特殊性。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都在争夺权力，但基辛格不认同这一点。他认为美国因其特有的价值观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必须是好的，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那让他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但美国是个例外。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现在的美国有没有能继承基辛格外交事业的人物？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虽然有一些人，如康多莉扎·赖斯和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等人仍保持着一些影响力，但并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因为他们往往被视为某一方阵营的代表。

基辛格之所以能够为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提供建议，还是要回到冷战的语境下看。在冷战的外部压力下，美国两党在更多问题上存在一致意见，比如都不喜欢苏联，都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开放，基辛格找到了双方的共识。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为一方工作，另一方就会拒绝你。今天最令我担忧，也令基辛格担忧的问题是，美国两党似乎只能在对中国的一些负面看法上达成共识，而这些看法并不真实。基辛格晚年试图阻止这种情况，这也是他拜访中国领导人的原因。我们应该寻找能够促进积极合作的共识，而不是引发战争的共识。

三联生活周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为什么基辛格能够扮演破冰者和沟通者的角色？还会有下一个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类似的角色吗？

杰里米·苏里：因为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和美国一样是特殊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谈到的，基辛格继承了19世纪的德国思想传统，相信伟大的文明主导世界秩序，美国是其中之一，德国和中国也是。所以他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看见中国文化底色里他认同的东西。

我希望能有下一个基辛格。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基辛格，而是一群像他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同时了解两个社会的人物，他们可以建立关系，在危机或误解发生时减少误解，并鼓励合作。我同意习近平在会见拜登时说的话，他说“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美国不会消失，中国也不会消失，两国必须打交道。所以我们需要基辛格这样的人来管理这种关系，不只是外交官，而是需要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而事实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中美关系中出现新的基辛格。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意识形态或者某种思维方式的过度强调。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国际关系，并能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管理国际关系的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政治生活之外，基辛格的日常生活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个知名的足球迷，和媒体及好莱坞名人们保持着密切关系。在日常生活里，基辛格是个什么样的人？

杰里米·苏里：在日常生活中，基辛格非常希望自己被视为名人。他喜欢成为名人，喜欢引起注意。他是个足球迷，喜欢歌剧和文学，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私人生活来引起注意，使自己更有影响力。他明白，尤其是在美国，如果你是名人，你就有影响力，而影响力就是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基辛格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他的思想是否能帮助我们应对当下的困难？

杰里米·苏里：我认为他的遗产要分为正面和负面两部分去看。正面的部分在于，他告诉我们必须利用力量来创建秩序，这个世界常常是混乱的。必须由强大的国家来介入和创造秩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责任这样做。基辛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国际关系模型，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负面的遗产是，基辛格也证明了权力有时会导致腐败。如果不够谨慎，权力就可能以危险的方式被滥用。因此，我们必须在拥有力量的同时保持谨慎，对力量的边界保持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