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8日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在人生的某个时间段万众瞩目，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将时间放大到一生，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拥有值得让人赞佩的精彩，几乎是凤毛麟角。

82岁的王晓棠就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位。

从一个普通的中学女生，到突然被总政文化部破例选进总政京剧团；从一个为大西北部队演出前的报幕员，到突然被导演看中出演电影《神秘的旅伴》，从此一炮而红；从一个短期内演过4个风格迥异角色的优秀女演员，到“文革”时期被发配到怀柔林场的林业女工；从国民党少将的女儿，到最后成为共产党少将。

王晓棠的人生，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而在传奇人生的背后，隐含着她坚强的个性、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对事业的热忱、对党的忠贞。本报记者上门专访王晓棠老师，她热心并坦诚地向记者聊起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九岁点评《红楼梦》

此刻，她就坐在我面前，话题还是从她的小时候聊起。王晓棠1934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籍贯却是江苏南京，1948年冬，她家落户杭州。她父亲王叔惠，毕业于南京艺专，是一名国画家；母亲毕业于同校，却习油画。王晓棠有两妹和一弟。抗战爆发后，全家随父入川至重庆，父亲做事踏实，官至国民党少将，但清廉的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最终辞职专心绘画。

这是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对话剧、京剧、电影、文学在内的几乎所有艺术都很有兴趣，家里藏书丰富。王晓棠好学，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就抱着字典读《红楼梦》、《傲慢与偏见》、《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上小学三年级的她就表现出自己的评判力。比如父母在茶余饭后论及《红楼梦》的秦可卿和钗黛时，她竟说我看探春不错。薛宝钗惯做好人，王熙凤泼辣，探春有文化，在管理大观园上也不输给王熙凤。父母大感意外却又欣赏女儿的早慧。她还很喜欢《聊斋》这部小说，称它是“醒世警世”。

才上初中一年级的她，居然还写影评，对当时的红影星胡蝶主演的《胭脂泪》进行一番点评，胡蝶在这部影片中饰演妓女，年幼的王晓棠认为，胡蝶在片中高潮时的台词读得有点过火，“她不应该慷慨激昂，而应低沉地陈述，会更感人。”她的作文，经常都是班上的范文。

1945年，上初一的王晓棠。

成为京剧名伶郎定一唯一爱徒

抗战时的重庆是陪都，王晓棠的父亲当时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主管文化。当时国共合作文艺活动很活跃。王晓棠的父母是京剧迷。当时重庆有位叫郎定一的京剧名伶，在重庆实验剧场挂头牌。晓棠的母亲喜欢看她的戏。一次，母亲想让她收女儿为徒，郎定一说，我太年轻，每天都是重头戏，有时候还双出，教戏太累，又费嗓子，何况您女儿才十岁，难教啊！王晓棠母亲一再恳请，郎定一说，那见这小姑娘一面吧！

也就这一面，郎定一改了主意。王晓棠成为她唯一的徒弟，郎定一这年才23岁，晓棠从她那里学了《红鸾禧》、《铁弓缘》和昆曲《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多出京昆戏，郎先生还用自己的“头面”给爱徒扮戏演出，一亮相就赢得满堂彩，被人称为“小郎定一”。

在重庆从小学到中学，王晓棠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文章写得好，还很有辩才，再加上长得漂亮，在学校非常出众。她代表全学校参加重庆市中学的讲演比赛，获全市第一名。当时她的班主任刘家树，这是一位周恩来领导的地下组织派往学校建立支部的地下党员。他惊叹于王晓棠的天赋和才华，化装成查水表的自来水公司人员，到王晓棠家里做过暗访。在1948年王晓棠一家回南京前，叮嘱王晓棠一定去考上剧专`，即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

1948年春王晓棠随父母回到南京，同年冬全家迁居杭州。王晓棠就读于浙江省立女中。毕业后，她遵照刘家树先生的建议，去上海报考上海剧专，当时熊佛西是校长，王晓棠在一个女性朋友的推荐下前去报考，但上海剧专当年不招生。到了1952年，当时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要打造最顶级的总政文工团歌舞团、京剧团、越剧团、杂技团等，黄宗江一行被派到上海，专门游说当时最负盛名的越剧表演名角徐玉兰、王文娟和京剧名角李丽芳、李鸣盛、谭元寿、班世超等参加总政文工团。

巧合的是，王晓棠正通过吴鸿翼的朋友辗转认识了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本来是打探上海剧专何时招生，可黄宗英再次约见王晓棠时却问她，“参军你敢不敢？”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参军意味着可能去前线。18岁的王晓棠想都没想就答，“敢！”

即便过去了64年，今天的王晓棠依然清晰地记得遇到赵丹的那一幕。由于黄宗江一行的上海之旅是只招收名角儿，无权力擅收什么中学生，所以黄宗英就想了一招，让哥哥来自己的家里一趟，以便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才貌并重的女孩。黄宗江百般推托不掉，答应一见。

那是一个傍晚，王晓棠倚坐在黄宗英家客厅的一张沙发上。忽然一个中年男子腋下夹着一卷草席，从内室走出，要出门去，他眼角一瞥，发现沙发上的王晓棠。

王晓棠一惊：哟，这不是赵丹吗！她头年刚看过电影《武训传》，根本不知道主演片子的赵丹和黄宗英是夫妻，更不知道眼下这部影片正受批判，赵丹是要回学习班。赵丹停步，跟王晓棠聊了起来。直到黄宗江终于来了。这时，赵丹极力说服黄宗江破例接收这年轻女孩。黄宗江喃喃道：“陈部长指示只要名角儿。”

“她今天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 赵丹掷地有声地说。

这句话，让王晓棠记了一辈子。1962年，赵丹和王晓棠同时入选新中国“22大明星”，王晓棠一想起来，就会惊叹命运的神奇和赵丹当年的预言。

最终，在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的特批下，凭着以前学会的三十出京剧和前面三人的举荐，王晓棠参军，进入总政京剧团。“如果她真是个人才，革命大熔炉，可以培养她成才。”陈沂说。

在2002年王晓棠参军50周年的朋友聚会上，黄宗江玩笑似地说，“没想到我这个小干部，居然招了个大将军。”

那年，等到尘埃落定，王晓棠才写信告诉杭州的父母。一听要参军，双亲都急了。母亲连夜赶到上海阻止，但18岁的王晓棠决心已定，“说什么都要走。”

1952年9月23日，是王晓棠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她成为一名军人。当晚到月台送行的母亲一百个不舍，紧盯着黄宗江，还想把女儿留下，黄宗江指着自己的胸标回应：伯母，您把她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错不了！

1956年，黄宗江出差还专门去杭州看望王晓棠的母亲，“我说的没错吧！”这一回，母亲笑而盈泪，“谢谢中国人民解放军”。

王晓棠参军后，正赶上全军大扫盲。总政京剧团的专职文化教员和团领导，决定王晓棠兼职任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三个班级的教员，很多名角儿都是她不同班级的学员。

王晓棠非常尽职尽责，晚上改作业到凌晨两点，参军才半年，就立了三等功，而且是“所有的学员一致公推。”

紧接着，京剧团奉命前往彭德怀的大西北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半年，当时演的都是折子戏，对于那会儿的解放军来说，在理解内容上有难度，京剧团需要在演出前通过一次次报幕，将每出折子戏的内容先向观众介绍清楚，这关乎演出的效果，成败。谁来担此重任？李团长说：“当然是王晓棠合适。”

果然，作为报幕员的王晓棠“喧宾夺主”，成为了大西北部队眼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王晓棠穿着当时苏式的演出服，腰扎宽皮带，藏蓝色的裙子，长筒靴，无沿帽，靓丽无比。她自己编的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她甜美的声音配上俊美的外表，一下子吸引了战士们的眼球。她介绍折子戏的内容精炼又出彩，现场的战士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侧幕条候场的演员班世超说：晓棠的报幕太棒了，我的精气神一下就提起来了！

在西安，有一周难得的在室内演出给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病员看。有一位一级战斗英雄，坐在轮椅上，护士推着他去看演出，一连六天他都重复地去看王晓棠的报幕，结果是，病房里的伤员战士所有人都在学王晓棠报幕。而表演前先报幕这种形式，也在军队中甚至地方演出团体中很快流行开来。

回京后，总团领导们看了汇报演出后，很快将王晓棠调到了话剧团。

1954年年底，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筹拍他们的第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需要挑选一名女演员担任女主角，但选了几十个人的照片，都不满意。1955年元旦放假期间，两人找到总政话剧团，求助于李壬林，那天刚下过大雪，两人远远看到一位穿着红衣裤的姑娘正在雪地上练功。李壬林叫道：王晓棠！晓棠披上棉衣走进屋来，两个导演眼前一亮。

《神秘的旅伴》的原名叫《两个巡逻兵》，讲述发生在云南边境一个反特的故事，王晓棠在片中饰演女主角彝族姑娘小黎英，为了季节和节省成本，影片并没去云南，而是在东北选择外景地和摄影棚中搭景拍摄。

1956年春节公映后，王晓棠一炮而红，观众很快记住了她饰演的小黎英，电影的主题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也很快传唱开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掌声和成麻袋的来信，王晓棠却表现得非常冷静，她依然在话剧团给大戏管化妆，每天洗纱布，做好兼职工作。“我觉得，我还刚刚开始，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谦虚谨慎这个意念一直贯穿着我。”王晓棠回忆道。

自从调到话剧团后，王晓棠发现这里的演员跟京剧团不一样，早上不练功，但她每晨坚持练功，一直练到“文革”不能再练为止，“练功不只是练功夫，而是练一种毅力。”

很多人以为《边寨烽火》是王晓棠的第二部电影，其实在《神秘的旅伴》后，林农和谢添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拍毕业论文电影，找到王晓棠演了这部短片的女主角。她演的另一部叫《阳关大道》，是根据她演的独幕话剧改编，在军内放映。算起来，《边寨烽火》是她拍摄的第四部电影。这部影片是拍摄途中换成王晓棠演女主角。她因此片1958年获得了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1958年初，话剧团的演出队长告诉她，马上要调她到八一厂，角色都派好了，是一个女特务。“别演，你以前演的形象多好！”三月，果然将她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严寄洲当天找她，给了《英雄虎胆》的剧本。“当天就进组报到”，这个角色就是《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阿兰。

严寄洲导演因为前一年拍了《五更寒》，其中有小寡妇一角而受到批判，压力很大，他没想到王晓棠答应演阿兰很爽快，两人从此互相信任，共合作了4部电影。

王晓棠给阿兰的出场戏设计了揪下长长的假辫子，一下就吸引住了观众。但什么是伦巴舞，她没见过。《英雄虎胆》的日程很紧，王晓棠进八一厂就试妆、拍摄。

八一厂当时紧急发出通知，寻找到三位会跳伦巴的厂里职工到现场，从中选出一位教舞，白天拍摄的王晓棠只用了三个晚上就学会了“伦巴”，跳得非常完美。让男主角于洋称赞。

虽跟于洋只合作过一次，但于洋对王晓棠很看重，多年后的华表奖颁奖大会上，主持人问于洋：和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那么多，你认为最优秀是谁？于洋答：王晓棠。

《英雄虎胆》的人气之旺，至今居高不下。电影频道每次重播《英雄虎胆》，收视率依然最高。王晓棠饰演的女特务阿兰，让人既爱又恨，她的特务身份让人痛恨，但是美丽的她事实上泄露了机密给我方，又让人同情。“阿兰不脸谱化，她有自己的灵魂和追求，很真实，她事实上掩护和帮助了曾泰，使得我方清除了内奸，取得胜利。”王晓棠这样解释道。

继《英雄虎胆》后，她在《海鹰》中塑造了民兵连长吴玉芬，这个英姿飒爽的女性跟《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判若两人，王晓棠的表演令人信服。后来“文革”中两次重拍《海鹰》，都中途停止。王晓棠的吴玉芬无可替代。

在拍摄《海鹰》的1959年，王晓棠在大型期刊上看到李英儒的小说全文《野火春风斗古城》，她在外景地用两个夜晚读完。这引起了严寄洲的好奇。没有想到最后两人竟然合作成了这部电影。

《野火春风斗古城》一开始定的金环、银环的扮演者并非王晓棠，但最终厂领导、李英儒和严寄洲确定了王晓棠。这在当时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件大事，在大食堂吃饭时，大家议论的话题就是王晓棠到底更能演好哪一个？大家认为她演“银环”最合适，只有导演严寄洲和王晓棠本人认为，同样能演好金环，事实果然如此。

李英儒对严寄洲说，“晓棠真刻苦，对我这小说倒背如流，跟我谈本子说，小说第多少多少页第几行银环说……我倒得现翻书找。”严寄洲说：“她是个创作型演员。你看她重写的这七八场戏，多好。”是的，姐妹两次相见，金环教育关敬陶、银环夜访、金环牺牲等重场戏都是善纳群言的严导演听了晓棠的意见后让她重写的。她又说，银环失口让杨晓冬被捕后，小说里缺一场银环成长的关键戏。编导说“你写。”她便不分昼夜地写了又写。不满意。终于在一个晚上灵光一闪，疾书而成。不顾已半夜12点，去敲扮演韩燕来的赵汝平家门：“我写出来了！”这场戏，李英儒和严寄洲没改一字，成为全片画龙点睛之笔，“导演，作者，观众全满意。”

早在拍《海鹰》的时候， 严寄洲就跟她说，你以后一定会当导演，她当时回答，“我才不，当导演累死了。”没想到后来她果真当了导演。

《野火春风斗古城》是她电影表演事业的里程碑，金环和银环两姐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两帧。

做笔记是王晓棠每天拍完戏后的功课，她会认真小结自己的不足。

这部戏拍完，她应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之邀，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几乎都是谈对自己表演上的不足，绝少提成绩。

“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晓棠凭借美丽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的银幕女神。

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王晓棠因《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角色以全票当选最佳女主角。可惜，本来定在1964年6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颁奖典礼，八一厂陈播厂长事先到会场连奖杯都看过了，但江青的一句话，叫停了颁奖活动。

“文革”后恢复“百花奖”评选，业内建议给原第三届百花奖补发奖杯，征求王晓棠的意见，她辞谢，“我觉得没有领奖也挺好，人们反而更能记住。”

八一厂纪录片导演张加毅的“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方第一小夜曲。在他的著作《纪录辉煌》中专门写了一篇“‘文革’中的战友王晓棠”，记下她被造反派“专政”的情况：晓棠的“罪状”是两条，一是抗议造反派制造冤假错案；二是死保文艺黑线，炮制红线专政论。“钢丝鞭、大木棍轮番上阵，直到打坏了她的腰。晓棠始终没有低头，她有主见，有骨气。在批斗她的大会上说：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不能陷害别人。造反派对她无计可施，就从别的同志身上打主意。晓棠看穿这伎俩，勇敢地说：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当时我们被关在黑楼里，听到这情况受到极大的鼓舞，从心底涌出对她深深的敬意。”

“当时八一厂私底下流传这样一句话：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说的就是晓棠，她那年33岁。”

1969年12月，“顽固不化”的王晓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成为一名林业女工。迈出八一厂大门时，她回望：我一定要回来的。

她落户怀柔6年。用6年抗争一件事：回八一厂。很难，但一定得成功。若不，便没有后来的大事业。这是她人生又一次破釜沉舟的成功选择。

王晓棠说，我受到怀柔县和县武装部的厚待，受到北台上林场领导和工友们的厚待。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厚待我。北京火车站的站台职工，见我要赶末班车回怀柔，可已到了发车前的最后3分钟，车门正要关，便扬手喊：“让王晓棠上车，她是来落实政策的！”上了车，一个观众对我说，“王晓棠你好好的，还得给我们拍电影。”她扛着铁锹从山上收工，心里想，以前老说要做人民的好演员，为人民服务。可什么是人民，并不知道，只是书上写的，以前听领导说的，很抽象。今天我明白了，人民，是很具体的，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若能重返岗位，我只做一件事——回报人民！

王晓棠成功了。1975年3月，凭着总政李德生主任头年的批示，王晓棠满怀深情地再着戎装，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她要用影片感谢人民，可没有这样的剧本，历经艰难，她自己写出剧本，自导自演了《翔》，让主人公女园艺学家，说出自己的心声：“中国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受了人民涌泉的恩惠，竭尽心力，也只能是滴水之报！”《翔》得到了张爱萍、廖承志、夏衍和全国华侨界、科学家、军界师友、四川、广东及《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的鼎力支持。“我铭记着那一个个闪光的人名！”王晓棠深情地说。

1983年12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照常播出。其中，用3分20秒报道了“王晓棠视名利如浮云——访电影演员王晓棠”。向全国介绍了王晓棠1983年初赴沈阳参加演出拒收演出费的事，引起很大反响。那年正兴起“走穴”，向“钱”看之风，而王晓棠在沈阳写出并在“大馆”朗诵了：“有人说，演员的最高目标是创造夺目的人物形象。不，我的最高目标是终身报答人民的哺养；有人说演员的最大幸福是获得鲜花和金奖。不，不，我的最大幸福是和人民相思难忘。”

1984年，王晓棠被任命为导演，她只身六下洪泽湖深入生活。1986年编导出电影《老乡》。主题是不能忘了人民。因工作出色，再次荣立三等功。1988年被任命为八一厂副厂长，1992年任厂长，1993年7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记者问起她的心得，王晓棠说，要求别人做到七分，自己必须做到十分、十二分。八一厂的干部于泽、张世震说，晓棠厂长以厂为家，总拿自己的钱物办公家的事。当时任厂办公室主任的刘佐详说，跟王厂长一块干活可辛苦啦，但心情舒畅。她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她给八一厂留下的最大一笔财富是现在的王佐八一影视基地，占地713亩。当时八一厂并没有钱买地，但有军委下达的拍解放战争系列大片的摄制任务，王晓棠想出一个办法，把去外省市租场地拍摄的钱省下来买王佐乡的地，然后在这块地上搭景拍摄。现在这地价翻了百倍以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全国各摄制组都来租地拍戏，给八一厂创造了不菲的收入。证明了王厂长的超前眼光。王晓棠说，八一厂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丰台区支持我们征这块地。

在她的带领下，八一厂创造了第二次辉煌，拍摄了包括《大转折》、《大进军》系列等一大批气势恢弘的革命题材战争巨片，载入中国电影史册。

1998年7月底，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她再度回到了她喜欢的编导天地里，于2001年编导拍摄了影片《芬芳誓言》，荣获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评委会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各大奖项。

记者小心地问起她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的独生儿子言群，本以为她会介意，但晓棠老师没有，“我不介意提起小群，反而觉得，经常提他，是最好的纪念。”随后，她叹了口气，“这个孩子如果成长起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接班人，他是按照我的做人理念来培养的。”

1974年夏天，不到18岁的小群因为肝炎导致肝坏死最终去世，其实这个病不至于没救。但当时王晓棠的户口还在怀柔林场，人还不能回京，领不到工资，一家人就靠儿子一个人的粮票过活，还住不了院，后来不得不求助于八一厂，最终，小群在解放军301医院抢救了3天后去世。

在抢救中，小群还安慰晓棠：“妈妈，我们会胜利的。你吃点东西吧。”

她回到八一厂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把工资条搁到小群的像前，“儿子，妈妈拿到工资了，你一定很高兴。”

几年前，她专门把儿子生前的同学和班主任请过来，忆起1973年，年仅16岁的小群加入共青团时的情景，“当时是‘文革’中，那是很难很难的。”

有人曾劝她再要一个，她拒绝，“不要。再有也不是他，他是我的唯一。”

“现在遗憾吗？”记者问。

“不”，她坚定地回答，“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后代，我的遭遇，跟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时候的遭遇相比，算好。”

王晓棠对《北京晚报》感情很深，“我是《北京晚报》的忠实读者。”《翔》的拍摄阻力很大，《北京晚报》和当年的两位记者沙青和毕琦大力支持宣传这部电影，我们一直感念着。晓棠老师问起沙青的近况，幸运的是，《北京晚报》文化部主任王晓阳正好有沙青的电话，帮助他们接上了线，也是圆了一个心愿。

现在的王晓棠，依然在进行创作。她将参加今冬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文代会。自1960年首次参加第三次文代会以来，这是她第八次参加大会。

深秋的北京，绚烂之极，八一厂内道路两边的树木，叶子正慢慢变黄变红，“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采访结束，晓棠、王宸两位老师坚持送记者上车，并目送记者远去。那一刻，我的心好暖。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王晓棠的人生传奇，还在继续！